R.FC

云间骚动

#废话连篇,瞎编乱造

#一点也不春天,偏群像,多原创人物(有原型)










*1939•蕾

 

在我有限且短暂的阅读经验里,花瓣多是用来形容嘴唇,艳红的赤裸的,坦荡明媚的招展。可当我触及蕾薄嫩的耳垂,我才明白我的印象是多么的狭隘短浅。那片耳垂很小,没有向外延展的弧度,平滑顺直的扎入耳根。那片耳垂又是薄的,莹润的能照见筋络,像是白海棠花瓣上的纹路,美妙绝伦。

 

此刻他同我一起站在阁楼上,黑色的施坦威身上蒙着尘,阳光从小巧的天窗照进来,满是纷纷扬扬的微尘。他薄薄的耳垂透着盈盈的光,像是黄蜜蛱蝶的翅。

 

“决定好了么?”我问他,这个潜在的中国小房客。

 

 

 

 

*1939•周

 

他没有想过会得到周的回应,他们不过在轮渡上见了几面,留了信址。几个月前,战火蓦地燃烧起来,几乎是一夜之间,华沙陷落。他的钢琴老师心痛欲绝,给他停了课,在同胞集会和政府机关之间奔波,又没过多久,便再也没了声息。有警察带他去问询,他怕极了,在拷问室的白色灯光下哆嗦,高鼻阔目的日耳曼青年查阅他的证件,“你今天正好十六岁了么?”

 

“我不知道。”他像只小猫,德语讲得磕磕巴巴,声音细润。

 

青年摸摸他的头,“走吧,小朋友。”他帮他把证件装进口袋,“生日快乐,不过你要换个老师了。”

 

他给周发电报,祈望对方能记得轮渡上短暂的交集。周和他们同伴是公费派驻留学,平日在底层的船舱上拥挤。他们在甲板上遇见,对方惊诧于他的年幼,凑上来替他拍背顺气,一开口却是不讨巧的“小少爷”。对方返回的电报上还不放过这个称呼,却不无担忧的劝他去哥廷根。“相信我,艺兴,这里的钢琴老师可能不如柏林的,但这里绝对是躲避战火的好地方。这个世界病了,有些东西就像毒素一样迅速爬满它的身躯。如果你愿意,我会在这里帮你找好房子。这里的图书馆很大,你年纪也小,可以考虑一下学点别的科目。”

 

父亲也好久没有发电报来,他从报纸上看到长沙也开战了。他的曲子弹得支离破碎,凄凄切切,有路过的学长从窗口探进头来安慰他。他总是能从街上看到穿着军装的士兵,他们跑动时发出齐齐的脚步声,一下一下,震得他惶恐不安。他的家族逃亡西南腹地,连同工厂里庞大的机器。他的父亲又给他打了一大笔钱,“生逢乱世,这是我能给你的最大倚仗了。”他咬着嘴唇睁大眼睛不让眼泪掉下来,电报员不忍的曲着膝盖帮他拂泪。他看上去太小了,脸颊上还能望见婴儿期的肥嫩,只属于东方的眼部线条如艺术品般美丽,他还没有放开个子长,身量细瘦,裹在呢子大衣里,像个该摆在橱窗里的娃娃。

 

12月份的时候,他终于坐上了前往哥廷根的火车。他的座位边上正好是几个黑制服的党卫军,胳膊上系着万字袖标,盯着他仔细看。他不安的咬着手指,盯着车外的景色,假装什么都没发生。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将中国人和犹太人一并划入劣等民族,他们这般盯着他看,是要把他抓起来嘛?异国面孔总是惹人注目,漂亮精致的尤甚。时不时有别的车厢的人装作路过,有上了年纪的农妇从篮子里掏出黄绒球状的小鸡送给他,把他吓得缩起身子,靠在了一旁青年的怀里。

 

“谢谢你,夫人。”党卫军中的领头者帮他解围,“不过我们的东方娃娃好像害怕了。”

 

他从指缝里看农妇,她的头巾是美丽的酒红色,他也小小声的道谢,“它的嘴巴太尖了。”

 

火车是在上午到达的哥廷根,周没有来接他。伯恩克先生站在他的黑色大众汽车前向他挥动左手,他个子很高,大约有一米九左右,背部却是佝偻的,他有着纳粹发的人种小册子上标准的雅利安人的宽阔额头,本该璨然的金发上也洇着灰。伯恩克接过他的箱子,他才发现对方的右手只有三根指头。他只在幼年长沙的街头看过卖艺的残疾人毫无芥蒂的展示过自己残缺的身躯,没想把眼前这个英俊的德国男人同故国记忆联系在一起。他坐在副驾驶上,难过的想着。鼻尖又皱起来,他把脸转向窗外,不想让对方发现。

 

 

 

 

*1940•伯恩克

 

阁楼被开辟为琴房,白天我在楼下读书,蕾就在阁楼上弹琴:肖邦,贝多芬,德彪西……那些拥有姓名的钢琴家像展览一样在我脑海中一一走过,我也学会了挑选适配的书籍阅读。快活的曲子很配油滑的民间文学,一个有着精致皮囊的骗子骗取着女孩们的芳心与肉体,被送上绞刑架吊死。当然,这种故事我是不会向小男孩讲的。事实上,在他到来的几个月里,我一直在思考是什么能让一对夫妇狠着心把自己还未成年的漂亮的小儿子送往异国。我不忍心向蕾提及这个问题,他还没从柏林走出来,平时除了弹琴或帮我读诗外只会坐在大大的温莎椅里发呆。周不常常来找他玩,毕竟他日日与化学试剂做争斗,顾不上他的同胞小兄弟。

 

两个街区外的沃尔夫冈先生同意收下蕾做学生,这个七十岁的老头在维也纳待了大半辈子,直到他的同乡在两年前蜂拥而至。蕾每周去上四次课,回来的时候会带着沃尔夫冈太太园圃里的冒绿的枝条。蕾向太太拒绝过,但老妇人总觉得这会为孱弱的少年带来些生机。

 

“今天是杜鹃。”他把插在珐琅彩瓷瓶里,瓷色的颊上映着缭乱的色泽。

 

我冲蕾招招手,让他到面前的纸箱前来,一只趴着耳朵的小狼犬团在那里。他惊喜的跳脚,冲上来抱住我。我把小狼犬递到他手里,“迟到的圣诞礼物,我的孩子。”他把小犬牢牢抱在怀里,拿脸颊去蹭它柔软的皮毛,“乖乖,乖乖。”他嘴里念着母语,向我解释就是很听话的小东西的意思。

 

可没出一个月,小狼犬便去世了。今年的春天晴雨不定,温度时高时低,蕾都发了两次烧,更别提狼犬了。我把它埋在后院里,隔壁的神学院学生还给它做了个小小的弥撒。我请那两个青年吃松饼,他们去客房看可怜的蕾,给他唱歌,祈祷他能熬过去。蕾再去沃尔夫冈家的时候已已经过了近一个月,沃尔夫冈园圃里的水仙和杜鹃都开了。周教会他骑自行车,这样可以省下一半时间。他穿着白衬衫和浅色棉布裤子,个子高了一些,两条细直的腿蹬动自行车时会有极其漂亮的线条,我从楼上望时总会被海棠树新生的枝叶挡住。

 

这般平静的日子没有过很久,四月中旬,希特勒便向丹麦和挪威发动攻势,我在石勒苏益格的土地租户受到波及,不得不拖欠款项。这件事说来话长,要追溯到上个世纪的王朝战争。我的祖父在对丹麦的作战中取得军功,开启了这个小家族的荣耀。但现在看来,这荣耀怕是要夭折在我的手里。蕾放学回来的时候脸色不太好,他嗫嚅着叫我先生,“先生,丹麦离这里有多远。”

 

我把他抱在怀里,肩头上烫热潮湿。他的德语还是很磕绊,但是抽噎声让这一点隐没了,他讲他的故乡、被迫远遁的家族和父母兄长、他的杳无音信的波兰籍钢琴老师。这个世界还未在他眼前展开便支离破碎了。可我又何尝不是呢?

 

我把残缺的手掌给他看,不仅仅是小指和无名指不见,消失的还有半个手掌。我知道他一直害怕它们,连带着我整个人。这像堵墙一样垒在我和我的小房客之间。可我也不知道从何讲起,从我的祖父、俾斯麦还是1918年的马恩河。我只能紧紧的抱住他,像是跨越这22年的光阴,拥抱那个遍身泥浆躺在战壕里的伯恩克。我从他破碎的话音中拼凑出一个百孔千疮的国度,长江水不曾因人民的苦痛受阻,山丘却被炮弹削平了头颅。他的兄弟姊妹们奔赴前线,南方、北边。

 

 

 

*1941•云姗

 

云姗在剧团度过了她的26岁生日,团长给她发了几天假。她在酒馆和德国大兵跳了两天舞,拿到了去哥廷根的车票。去接她的又是伯恩克和他的黑色大众汽车。蕾在沃尔夫冈先生家上课。这便是重蹈了周的覆辙。她上一次见这个小弟弟还是在武汉,学堂放了假。日本人还未打到南京,她在街头和朋友们募捐,唱的就是一首《长城谣》。伯恩克载着她去沃尔夫冈先生处接蕾,他们在车里分享了同一包骆驼牌香烟。

 

她看得见伯恩克的断掌,却什么都没说。她也没有问及蕾。她和蕾其实不熟,单单算得上是远亲。她的弟弟云远倒是讨得小孩儿喜欢。蕾总是惦记着找云远玩,云远会教他弹琴。

 

她又想云远了。她的至亲骨肉,她和他曾共享同一个母体。

 

两支香烟抽完,蕾便从小院里走出来,他的怀里是一捧莹蓝色的矢车菊。蕾长大了,却依然纤瘦,他的胯细窄,像个女孩。云远和他不一样。她想起早逝的弟弟,她该在晋西北的哪片土地上找寻云远呢。他魁梧黝黑,没人会相信他是个钢琴家。他和他的伙伴在敌后根据地之间奔波,为他们表演,唱着鼓励的歌曲。一转头,自己却被疟疾打倒,匆匆死去。

 

“云姗姐姐。”男孩凑到车窗前,把矢车菊递给她,“送给你。”他嘴边抿着深邃的酒窝,一时击得她头晕目眩。她不曾对这个玉娃娃投入过多的关注,竟连他有没有酒窝都不确定了。蕾在后座坐下,云姗在后视镜里看他,他知道云远的死讯吗。小男孩。他什么都不知道。

 

她从巴黎带来了罐头,水果的,牛肉的。有罐她没尝过的口味,却是太甜。蕾很喜欢,只敢拿勺子舀一块,细细品味好久。她心生难过,在长沙娇生惯养长大的孩子,竟也学着看人脸色。她把一罐推到小孩面前,走出去抽烟。

 

旅途的乏累使得她早早入睡,再醒的时候天外一团漆黑。但她却听见院子里传来动静。进贼了。她没开台灯,顺着一杆粗硬的棍子就往门边走,伺机而动。门锁处却传来钥匙转动的声音,她犹豫不定,直至门打开,伯恩克和蕾一前一后进来。

 

他们在门口对峙,直到伯恩克笑起来,“云姗,是你么?”

 

他的中文怪腔怪调,把她的名字唤得冷硬,宛如山坡上粗壮的树。可她不讨厌。

 

哥廷根实行灯火管制有一段时间,尽管没有敌机降临。夜晚散步的人学着跟月亮交朋友,与天上的星辰建立古老又紧密的联系。

 

云姗手中的棍子锵然落地,她捂着脸哭起来。真奇怪,她怎么会忌恨蕾,她觉得对方栖身在欧陆的一方小镇,不受战火侵染半分。他干净又葱茏的长着,让她同她那寻不见尸首的一母同胞兄弟心生对比。

 

 

 

*1942•沃尔夫冈

 

中国春节那天,中国学生们聚在一起包饺子,拿攒起来的牛肉罐头做馅。蕾坚持要把自己的一份给沃尔夫冈夫妇送去,伯恩克只得把自己的一份匀给他。周开始写博士论文了,和同伴们兴高采烈的讨论着有机高分子,天南海北的中国学子云集在一起。他们请求蕾弹上一曲,施坦威早就从阁楼上搬下来移到客厅里。

 

蕾试着弹了首湘楚小调,那是河岸边浣衣的女人送给他的关于故乡的礼物。

 

有男人哭起来,房间内的气氛急转直下。伯恩克也替他们难过,只是他在早年战争里失去了太多东西,一时间也比不清楚谁更可怜。他们交换着故事,官费留学,私费留学,农民的儿子,大官的儿子。他们挤在这间狭小的房内,与远方母土上的亲人遥远的度过这个节日。他们谁也不知道这场战争会持续多久。

 

周擦拭着眼角的泪,发誓学成后一定要回去。

 

他的誓言引起了学生们的响应,他们以白水相敬。

 

伯恩克走到他的小男孩身边,搂着他的腰背,仿佛下一刻他们就要分别。

 

人群散去,伯恩克和蕾收拾一片狼籍。“对不起,先生。”男孩把盘子泡进冷水里,指骨关节处冻的发红。伯恩克接过盘子,帮他擦干净手上的水,让他去擦桌子。

 

“为什么要说对不起?”

 

“我们人太多了。”他的口音已经融入了下萨克森州,“把这搞得一团乱。”

 

伯恩克不以为意的笑,“可你让我年轻了一回。”

 

这句话没有收到回应,伯恩克把“你”换成“你们”,又重复了一遍。

 

蕾歪着脑袋,“你不老。”

 

“不是老,蕾。”他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便把话题转移到天气上,“上一个这么好天气的冬日,还是你来看房子的那天。”

 

 

 

 

*1943•云远

 

哥廷根一下涌进了许多伤员和战俘,残胳膊断腿的德国青年回到学校。大批适龄不适龄的青年被送上前线,一些尚在征兵年龄的教授也一块去了。开始还留下几个士兵看守俘虏,可后来,他们就像散养的牛羊一般充斥着哥廷根的街道。

 

蕾不太好自己一人去上课,我陪着他走过两个街区。衣服破烂的战俘好奇的打量他,像是刚开始的镇上居民一样。他的父母打来的电报尽量报的好消息,日军在太平洋战场进攻受阻,虽然东南亚局势不乐观,仍有被突袭西南后方的可能。到了十月份,蕾就要19岁了,他的身高没有前几年蹿得那般快,但还是会长。这几年食物短缺,饥一顿饱一顿,他的营养跟不上,骨骼会在夜里发疼。这个时候他会越发依赖我,抱着枕头到我的房间让我帮他揉腿,只是不再经常落泪了。镇上的居民和大学的教授都很喜欢他,经常来听他弹琴。他不再是一副怯生生的样子,会带着笔记本去文学院听老师讲课,被点到回答问题也会得到夸奖。我逐渐体会到沃尔夫冈太太的乐趣,她培育一丛丛花,我保护一个男孩长大。

 

盟军的炮火也开始涉及到哥廷根这个学术重镇,虽然真刀真枪的轰炸没有几次。声势最大的一次还是扔的气爆弹,每扇窗玻璃都炸开。但伤亡几乎可以计作无。物理系的疯子们捕捉难得一见的时机站在毫无遮挡的空旷地带研究他们的流体力学。

 

我开始带着蕾往山上的树林跑。哥廷根没有防空洞,我们常常与他的中国同胞或大学教授在山腰相遇。久而久之,蕾19岁生日那天居然收获了一架手风琴,是常常一起躲避炮火的大家从某个苏联战俘处买来的二手货。斯拉夫语系研究的西格尔德先生作为代表出面赠送,他在蕾的额头上轻轻一吻,“好孩子,上帝保佑你平安长大。”

 

蕾从此有了新的快乐,他学着跟苏联人打交道,学习怎么演奏手风琴,他们教他演奏东边的乐曲,带着伏尔加河流域肥沃的泥土香。蕾抱着他的新玩具跟在我身后走来走去,一会演奏轻快的舞曲,一会演奏哥萨克骑兵的行军曲,我回头瞪他的时候就无辜的看我,兜着盈盈的水光。

 

“我要像云远哥哥一样。”晚上散步的时候他也不放开那架手风琴,这样在夜色里,也会有人遥遥的问候我们,“他去了大西北,为那些战士们表演。我想跟他一样。”

 

我停下来,他的头撞到我的背上。

 

“什么时候?”我问他。“你要回家了。”

 

“那可能要很久。”他很认真的考虑这个问题,“周问过了,希特勒承认了汪伪政府,国民政府的大使馆被迫转到了瑞士。我们现在只能是无国籍者。”

 

我借着月光打量他,他的外表除了长高和三年前比并没有变化。可我明白,离家的小雀儿长出了幼鹰的骨架。他时常翻看战报,西欧战场,苏德战场,太平洋战场甚至是北非战场。我明白他的思量。多年前我奔赴前线,也曾夜夜在壕沟里思念我的母亲和家族农场。

 

他被我的沉默吓到了,“伯恩克先生,你怎么了?”

 

“没什么。”我说。

 

我们继续走,他的肩膀有些疼,手风琴被我接到了手上。我们走到古城墙边上,拥有上百年树龄的老橡树伫立在那里,像是神宫里的先圣。

 

 

 

*1944•蓁生

 

云姗从巴黎为他们送来了客人,男人剃着平头,头皮却像个足球一样黑白相间。他的西装不合身的别在身上,局促不安的坐在沙发上等他的中国同乡回来。

 

“哪个‘zhen’?”蕾好奇的凑到他身旁。

 

男人没有见过这般精致的男孩,有些窘迫的拿手指写了半天,“其叶蓁蓁的蓁。”他的手指在集中营的劳作与伊比利亚半岛的潮气里变形卷曲,像鹰爪一样。他观摩着男孩纤细的手指,写完后把手偷偷藏到衣袖里。

 

“这是个女孩的名字呀。”蕾笑起来,酒窝深深。

 

伯恩克给他们端来咖啡,每次空袭过后食品分配里都有少量咖啡豆作为安抚。

 

“国民政府拒绝了我的签证。”蓁生说,这也是他来这的目的。“我在桑坦德集中营待过几年。”

 

气氛一时间凝滞,伯恩克试探着问道,“你参加过西班牙内战?”

 

男人痛苦的点头,他的牙床上生着烂疮,多年不健康的饮食和繁重的劳作摧垮了这个年轻人的身体,“我第一时间前往的马德里,支援共和国。可后来从埃布罗河畔撤退的时候我被爆炸引起的气流掀飞了,醒来之后就成了佛朗哥的俘虏。”

 

法国同志们伪造的证件不足以让他骗过国民政府的大使馆,但进入哥廷根学习还是绰绰有余。蓁生在前往西班牙之前就是巴黎某所大学哲学系的学生,很快便能跟上教授的进度。蓁生也学着换下他不合身的西装,跟蕾一同上下学。伯恩克像个家庭主妇,每日做着饭等他们回家。蕾为他借来洛尔迦的诗集,这个同性恋诗人被长枪党处决在格拉纳达的橄榄丛中,也是西班牙内战开启的一个标志。蓁生最喜欢他的《骑士之歌》,他的南方战友把这首歌变成歌谣,在马德里夜晚的篝火旁传唱。伯恩克在石勒苏益格的地产买了出去,是不小的一笔进项。他买了许多水果,企图治好蓁生的坏血病。他还给蕾买了两件毛衣,天气转凉了,男孩的抵抗力又将受到挑战。

 

蕾是在11月的第一天得知云远的死讯的,他们在山上躲避空袭。蕾又拉起了手风琴,他提起崇拜的兄长,却被蓁生口中的现实敲打的粉碎。他哭得团成一团,揪着胸口干呕。老教授把他拥在怀里安慰,聒噪的山雀叫个不停。蓁生的头皮好了一点,那是离开集中营后对虱子等寄生虫的大清理中落下的。他局促不安的站在那里,带着把蕾弄哭的悔意,有些滑稽也惹人难过。伯恩克看着被簇拥的蕾,拍着蓁生的背脊安慰他,“不是你的错。”

 

“那是谁的错?”蓁生咬着牙问,他们都生的高大魁梧,也因为多年的苦役佝偻着背,“先生,我不明白,这到底是谁的错。”

 

他叹口气,“是世界的错。”世界的错,它病入膏肓,无药可救,只能置之死地而后生。可这些孩子又有什么错呢?他看着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的蕾,瘫在潮湿的草上,他喜爱的手风琴都不能让他的难过有损分毫。中国男孩漂泊万里来到他身边,在那个好天气的日子里,日光透过天窗笼罩住他们。伯恩克想,这是上帝送给我的礼物。

 

 

 

*1945•艺兴

 

伯恩克又回到了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他送蕾和他的伙伴们到基尔港坐船,他们将穿过波罗的海到达列宁格勒,在那里坐火车回到中国。战争结束了,起码在表面上,新的世界秩序已然建立。他要跟他的小男孩告别了。

 

他带他们去看了他曾经的地产,那里建了一座兵工厂,还未完工,也不会再有完工的那一天。空洞的厂房像是尊巨兽,长着大口。他们在港口吃着炸鱼,有新进驻的美国大兵凑上来打招呼。近五年时光过去,蕾的脸还未变化,甚至因为最近丰富的饭菜脸上又积了软肉。他哪里都不像个大人,只是在这时,已经能很好的收拾情绪给予对方友好的回应了。离开哥廷根之前,沃尔夫冈太太最后帮蕾剪了头发,他的刘海儿短短的茬在眉毛上方,显得眼仁儿尤为闪亮。

 

蓁生和周许诺要看护好男孩,他们在岸上道别,伯恩克吻了他两下,一下在额角,一下在酒窝。他送给他一张自己年轻时的照片,还未去到马恩河战场,稚嫩且生机勃勃,他在照片背面用德语写“再见”。可是他知道,他们再也不会见了。就像《创世纪》里上帝决意要毁掉的索多玛和蛾摩拉一样,他们再也没法回头了。

 

蕾在甲板上看他,周给他递了丝带。蕾把丝带抛下来,他拽住另一头。他们遥遥的望着对方,和周围送行的人没有区别。轮船像野兽一样发出啸声,开动了。他们之间瘫软的彩色丝带越拉越长,绷的笔直。蕾又哭了。他听见男孩凄惨的叫他。他手里紧紧攥着断掉的丝带,那一头沉浸在冰冷的海水里。巨大的船体逐渐变成一个小点,又消失不见。他在原地站了不知道多久,像是执意回头的罗得之妻,他拼了命的要亲眼目睹索多玛和蛾摩拉的毁灭,被上帝变成盐柱,不会老去,却要消磨在北大西洋的风里。

 

 

 

 

 

 F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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